引擎·学人 | 讲座实录:数字时代新闻学的体系危机与范式革新(常江)
主讲 | 常 江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整理 | 黄晞晨
本期引擎为大家带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常江老师11月20日的讲座《数字时代新闻学的体系危机与范式革新》。从自己最近几年对新闻学的思考出发,常老师为同学们梳理了新闻学科的发展历程,在变与不变的把握中,与大家分享了数字时代新闻学的“往何处去”。
原来的新闻学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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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新闻学不行了?
原有的新闻学理论话语基本上没有办法对今天新闻行业的前沿动态做出充分的描述和解释。这样一种话语或理论的贫困,主要责任在新闻学研究者多年来习惯于使用传统新闻学理论体系当中一些不言自明的东西,疏于创新。这些不言自明的东西可以轻易地被一些站不住脚的“新概念”替换掉,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后真相”等,但缺乏有效的理论话语对其进行反击,导致有越来越多研究新闻的人去研究那些缺少合法性的“新概念”。新闻学学科发展的起点在于对真相的追求,以及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方法,去系统性地告诉新闻业和新闻的受众,怎样在最大程度上接近真相,这就是新闻学的“初心”。研究“假问题”,会赋予这些假问题以学理上的合法性,侵蚀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正当性。作为一个学新闻出身、也在三所新闻传播院校教过新闻的新闻学教师,我感觉到我们所在的专业正在面临理论体系的危机。而这一方面需要学新闻的人要有敏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可能也需要一种全行业协同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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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新闻
我在大学读新闻的时候是2001年到2005年。当时,我9月3号报道进入新闻学院学习,8天之后就爆发了一件让世界历史发生扭转的重大事件——9·11,这对我是一个刺激。两年之后,非典的疫情作为第二个刺激接踵而来。这两个事件所引发的对于新闻业的角色和职责的讨论,对我的大学生活十分重要。我在回想这些经历的时候,就会去想新闻到底应该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想象中好的新闻是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是光明日报发表的著名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一个符号或者象征的形式上,正是这样一篇报纸评论的出现,标志着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新闻,而且是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传统、话语体系和社会语境当中真正的新闻。当然,新闻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经历变化,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么多年有一些东西恐怕是不应该变的。
翻译李普曼的《舆论》,是我学者生涯中成就感最高的事情之一。不只因为它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也因为它让我有机会带着我的学生重新理解李普曼。李普曼在书中有专门的章节探讨新闻和真相的关系,他认为新闻不等于真相。有意思的是,今天很多研究所谓“后真相”的人援引李普曼,会说100年前李普曼就说了新闻不等于真相。但是李普曼在说了这句话之后还说:“新闻永远是真相的标识物”。也即,我们不可能希望新闻告诉你真正的、纯粹的、裸露的真相是什么,但是如果没有新闻的话,连去什么地方挖掘真相都无从知晓。
我认为,体面的新闻应该做到即使我明白你是错误的,即使我百分百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是会给你讲话的平台,对受访者需要做到充分的尊重和绝对的平等。
又如被赞誉“铁肩辣手”的邵飘萍曾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 舆论之力不可杀!” 此类话语,在我们当年的期末考试是要默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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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闻
新冠疫情时期,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保存了大量不同时期很多主流媒体对疫情的报道。新闻学研究中,有一类研究在方法上较容易实现,即研究新闻的内容和文本,因为新闻有生产的标准,比如标题的长度、字数,以及倒金字塔结构等。无论检索、分析、编码,还是内容解读都相对容易,而当我在新冠疫情时期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却完全懵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标题说的到底是什么,也完全没有办法去检索它。这一时期的新闻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情绪化的。
我突然间发现,我需要思考的东西不是具体的研究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研究领域的对象体系,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去界定它,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理论化。比如,到底什么是新闻?在我非常顽固不化的专业训练当中,我认为新闻必须是真实的、严肃的、规范的、理性的和责任的,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如今的新闻上看到这样品质,那么同样,到底什么是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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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
什么是新闻学?
新闻学有实然的一面,比如解释新闻现象和新闻规律,也有应然的一面,比如追求新闻理想和信息民主。今天传统新闻学的学科危机,其实是一种体系危机,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理解。
第一,对象化。现在的研究“过于”把新闻当成一个对象,新闻当然是新闻学研究的对象,但是不止于此。新闻自身所蕴含的价值,所隐喻的关于美好未来的信息生态的想象和设计,也应该自始至终贯彻到研究实践当中,而我们将后者抛弃了。所以我们今天把新闻当成一个对象,无论新闻是什么样子,我们好像都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进行复杂的合理化解释,我认为这个方法做得越精细,错得就越远。
第二,描述性。现在新闻学的理论和话语没有办法真正地解释问题,我认为未来的新闻研究必须是质化研究,文化研究未来可以成为新闻学的一种重要方法论。
第三,非理论化。今天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我们贡献出了丰富的、精巧的、新的新闻形态,但是新闻理论几乎没有任何的进步,国内外的新闻理论教材与20年前相比都没有太大区别。新闻业的变化恐怕是各个社会领域里边最激烈的,为什么我们的理论没有真正实现对于其发展的解释?尤其是前沿的社会科学理论、信息科学的理论跟新闻研究的结合已经如此紧密,但为什么没有在新闻理论的教育当中体现,这也是今天所谓传统新闻学体系危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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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状况如何?
借用狄更斯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为什么是最坏的时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新闻业和信息生态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差的。为什么是最好的时代?因为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以及理论进步的黄金时期,都出现在对矛盾、冲突和问题的集中研究中。
芝加哥学派曾在短短三四十年中取得辉煌的理论成就,而今天的新闻业正在身处的这个不那么理想的境况,恰恰意味着当下是我们需要去大力发展这个学科,让这个学科变得比以往更有价值的关键节点。
06
新闻学配不配拥有宏大理论?
能不能成为平台学科?
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真正生产出宏大理论,即对超越一般性的语境制度结构,和总体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规律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才能够真正赢得其他学科的尊重。
什么叫做平台学科?就是不管研究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什么问题,可能都必然存在着一些维度和面向,要和这个学科的理论资源进行话语的对接。
新闻学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在今天如果我们去重新界定新闻,它可能就是我们的所处的信息环境。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人类历史,被贴上了一个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标签,难道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都可能与信息有关吗?
所有的现象和思考,最终我把它落脚一个问题上。即传统与现在的巨大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原因可能非常多,但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非常重要的,甚至带有主导性色彩的原因,我觉得只能是技术的发展。新闻业的数字化,就是因为新闻业被迫毫无准备地丢到了技术急剧转型的历史洪流中,无论在制度上、在文化上、在身份上、在职业上、在心理上和在伦理上,新闻业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建设和准备。
今日的新闻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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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闻
今天的新闻——黑箱
比如Facebook‘s News Feed Algorithm,你在Facebook上能够看到的新闻可能由你在什么页面点过赞,跟什么样的人有过互动交流,平时会喜欢看哪种类型的内容,上网的频率等因素综合作用决定。那么这些东西的配比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实现了最后的计算?这就是算法的黑箱问题。我们知道技术是什么,也知道技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影响如何发生可能谁也不知道。个性化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新闻空间,但实际上它带来的影响是社会性的,会影响到日常生活以及具体的社会关系。
今天的新闻——媒介迭代
总体趋势上,印刷媒体已经全面地被互联网超越。我们在经历的是,以往相对来说界限比较分明的新闻消费的媒介场域,今天变化速度非常快,而且在不断融合,不断来回变化,同时带来了整个新闻生产标准以及新闻价值体系的不稳定。
今天的新闻——代际区隔
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今天使用智能手机、报纸、电视和广播接受新闻的人中,年龄的反差非常大,这种反差不只是产业问题,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新闻业,或者说新闻学的发展走向。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新冠疫情期间,一位老先生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以展示健康码,只能步行回家。而如果说整个新闻业的发展重心是在往这一趋势变动的话,那么它意味着有一些人在被新闻的主潮、新闻的重心所排斥,甚至被抛弃。这是目前很多研究中提到的digital exclusion。
今天的新闻——极化
纵观美国新闻媒体的政治立场在过去20年发展演化的过程,呈现出两个大趋势:一总体新闻质量的下滑,而是新闻机构政治立场向左向右极端扩张。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如此极端,为什么他会在言论中,在信息的生产中变得极端?背后可能还有数字媒体的经济学问题。这一顺畅运行的经济模式意味着,当你越能吸引人的注意力,注意力转化成经济资源、经济收入的效能就越高,即我必须把这个话说到极端,我才能够真正吸引住你。
今天的新闻——公信力差异
今天的媒体,尤其是数字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差异比原来要大得多。大众要么十分信任某一类媒体,要么就对其嗤之以鼻,几乎没有办法非常客观、中性地去看待媒体的作为和可能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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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新闻研究在关注什么问题
我们国家在数字新闻研究领域中有很多创新,并没有完全追随西方主流新闻学的研究角度。比如信息茧房。大家可以读一读陈昌凤老师的论文《“信息茧房”在西方:似是而非的概念与算法的破茧求解》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再有又如算法黑箱、情感转向、价值极化、后真相、建设性新闻等概念。
但是问题依然在于,我们关注了一些新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描述,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理论和话语对其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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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闻业新趋势
今天的新闻生产和新闻消费拥有了全新的场景——线上场景。我们需要超越效果、机制、流程,去看到总体性的东西,并做出观察描述和解释。大家可以阅读彭兰老师对场景这一概念的表述,场景化是一个重要趋势。
第二是数字技术制造了新闻消费的代际和群体差异。要关注数字新闻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尤其今天的学术研究关注不多的,从特定价值立场出发,认为需要被反思和批评的社会影响,比如数字技术介入新闻业制造了更多的社会区隔而非信息民主。
第三是传统新闻机构与数字新闻机构的公信力差异。公信力是数字新闻研究中的重要概念,需要用信任话语替代效能话语。公信力应该是一个核心的,支配其它研究的概念。
第四是有数字新闻机构带来了新闻业的价值极化,这是解释新闻和政治、经济、文化连接结构的一种方式。
最后是用户对新闻的情感卷入日益深化。情感在未来的新闻学研究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情感区分于感情,情感是affect,是理性的组成部分,比如我们对其它人的苦难的同理心。
如何认识和把握数字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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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字新闻业?
数字新闻业和传统新闻业有什么不同之处?
全球数字新闻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数字新闻业对新闻学发展意味着什么?
数字新闻业(digital journalism)
从Online journalism,到Internet journalism,到Network journalism,再到Digital journalism,今天的新闻和新闻业与传统的新闻和新闻业之间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其逻辑内核是数字性(digitality)。
数字新闻业在内涵上,无论内容载体(数字平台或数字信号),分发渠道(互联网),还是消费场景(线上)都与传统新闻业不同。
数字新闻业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播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同时也源于新闻业自身的结构性危机。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数字新闻必然取代传统新闻。得出如此结论并不是说其已经成为事实,而是说在理论上是这样。数字新闻准入门槛低,分发成本低,接受渠道多元,没有任何一个媒体经营者能够抗拒。而对于用户,对于受众来说,其意味着更少控制和更大自主权,至少表面如此。超级平台的出现也使得原有散落在不同话语空间当中,不被人关注到的新闻机构或者小的新闻自媒体,拥有了更多被曝光的可能和空间,进一步使得数字新闻业的影响力变大。
此外,数字技术对于新的新闻形式的培育,也是传统媒体决然无法相比的。新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看,各种各样可视化技术在发展,比如VR新闻、新闻游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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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闻业态
传统新闻机构部分或完全数字化,比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澎湃新闻是完全数字化的代表,卫报、人民日报是不设付费墙的数字化,而纽约时报、财新则是设立付费墙的数字化。
纯粹数字新闻机构的崛起,比如博客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Slate、Quartz、Buzzfeed等。
新闻聚合服务,比如Flipboard、今日头条等。
以及信息类自媒体,依托于综合性数字平台的UGC/PUGC新闻服务。
但是,数字新闻业态所带来各种各样伦理问题、社会影响问题、社会结构性矛盾问题,几乎没有被解决,或者说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路径。业态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理论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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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浪潮对传统新闻业的改造
以及新闻学研究做出的反应
首先是新闻的发生与传播几乎同步,传统媒体在时效性上全面衰落,被迫进行深度、观点和情感领域的转型。情感转向的问题,会是未来3~5年数字新闻研究的一个热点。
第二是生产者、消费者界限的模糊,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权被打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今天的信息结构塑造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下移了?是不是数字新闻指向了一种所谓的信息的直接民主?
第三是数字新闻技术带来新闻生产程式和流程再造,我们如何在方法论上对其进行更新。
第四是新闻职业的边界模糊、重塑和新闻室(newsroom)内的话语冲突,这些问题使得我们对于新闻作为一种职业身份的身份认同问题也要有新的研究。
第五是全球新闻业的政治 光谱向左右两端的极速扩张。极化现象也是数字新闻研究未来的一个热点。
第六是传统新闻伦理体系的震荡,新闻伦理的发展速度没有办法跟上今天的新闻业制造麻烦的速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考察新闻学规范性理论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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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新闻业的发展趋势
传统新闻机构在事实上消亡,今天研究传统媒体机构必须要紧紧抓住数字化的过程,技术的标准化带来新闻业的垄断趋势。同时,研究新闻内容也要从新的理论出发点出发,包括怎样以研究故事的方式去研究新闻,以及怎么样去分析和理论化新闻当中的情感因素。
同时,新闻形态的液化(这是陆晔老师的观点)、去媒体化,还有新闻职业的转型,亟待我们用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把它给粘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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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闻业的中国经验
在我国做数字新闻学研究,绝不能脱离我们的社会的语境,包括我们国家新闻机构或者新闻服务属性定位体系的长期稳定性。国家主导,依存于行政体制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实际上是我国新闻业数字化的主要模式。而在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过程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是跟欧美国家不同的。这样的差异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成立、党报全媒体矩阵建设、县级融媒体等案例中都有所体现。
此外,我们也要看到支配数字新闻行业的社会力量,其实这种力量在我国的构成方式比欧美国家要复杂。在中国,国家、高科技公司和新闻用户之间存在着一种话语的平衡,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数字新闻界的一个重要理论切入口。
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看到建设性新闻这个概念开始在我们学术研究的范畴中热度越来越高。不管我们理解的建设性新闻和西方标准的建设性新闻有多大的区别,总体上它体现出了我们国家的新闻学研究对于数字新闻业发展过程的解释。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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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学科体系亟待重建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逻辑自洽、观念适切的话语体系来描述、界定、解释和规范数字时代的新闻现象。我非常赞同两个研究团队对于数字新闻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的理解。
一个是Broersma和 Peters,他们认为新闻学的危机是对象发生本质变化的危机。今天的新闻不是过去的新闻了,今天的新闻业不是过去的新闻业了,而我们还在用过去理解新闻和新闻业的话语体系去讲新闻是什么,那是不可能,也不可以的。
第二个是Steensen等研究者写的文章《What doe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look like》。他们强调对技术、平台、受众和现状的分析,并指出新闻学发展的主要瓶颈存在于体系而非经验层面。
今天的问题是,经验研究极其丰富,研究结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体系来把这些东西连接起来,而任何新范式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同一代人理论的团结之上。在过去三年中,我把很多精力放在了访谈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访谈就是去跟西方的新闻学学者广泛交流,想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对学科发展的未来理解。同时在合作和交流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理论的团结能够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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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数字新闻学是新闻学研究的第五范式。即新闻学的研究经历了规范范式、实证主义范式、媒介社会学范式和全球比较范式之后,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范式。数字新闻学应建立包括价值内核、核心概念、研究实践和批判理论四个维度的一个完整体系。此外,相对激进的是,我认为数字新闻的方法论应该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并且可以将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从中观理论发展为宏大理论,作为数字新闻学体系的总体框架。数字新闻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我借用了熊彼得的观点,原话是“创造性破坏“,这里我叫它“破坏性发展”,简单来说就是经验研究的模式必须要“破坏”,而对价值体系的维护则应该“发展”。新闻学背后的稳定的价值体系不应改变,如果新闻业不把塑造健康良性平等的信息环境作为终极价值目标,这个学科则没有存在必要。
此外,在与外国的老师们对话的过程中,我认为中国学界有可能在全球新闻学学科体系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新闻业的困境差距不太大,只有程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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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闻学科观
最后想从情感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新闻学科的基本认识。
新闻是人类社会所想象和设计出来的理想的信息形式。无论新闻业的实践还是新闻学的研究,首先要对理想进行概念化、体系化和机制化。新闻学天然就是理想主义的,而不是对现实的合理化,一定要对现实信息环境有深刻的反思批判。
【最后分享一些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新闻史上名人名言】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菲尔·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出版人)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约瑟夫·普利策,著名报人、普利策新闻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创始人)
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林白水,中国著名记者)
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李大钊,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我们今天对于新闻业的观察和对于新闻学的研究,其实都指向一个宏大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价值目标,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被抛弃。不管未来的数字新闻学是什么样的,这是理论界要共同努力的一件事情;而对于每一个学新闻、做新闻的人来说,我觉得你必须要知道新闻学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回顾初心,并且不会在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把初心轻易丢弃。
排版 | 黄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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